超度的功用，也有一定的限度，超度只是一種次要的力量，而不是主要的力量。所以修善的主要時間是在各人的生前，若在死后，由活人超度死人，雖以修善的功德回向給死人，地藏經(jīng)中說，死人也僅得到七分之一的利益，其余的六分，乃屬活人所得。

　　同時，正信的佛教，對于超度的方式，跟民間習俗的信仰，也頗有出入。所謂超度，乃是超生樂土而度脫苦趣的意思，是仗著家屬親友們?yōu)槠渌奚茦I(yè)力量的感應，并不是僧尼誦經(jīng)的本身有著超度的功能，乃是藉著超度者的善業(yè)及誦經(jīng)者的修持而起的感應。（注三）

　　因此，正信的佛教，超度工作的主體不是僧尼，而是亡者的家屬。亡者的家屬，若能在亡者臨終之際將亡者心愛的東西，供奉三寶，施舍貧窮，并且使得亡者明白代他作了如此的功德，那對亡者的死后，有著很大的幫助。那是由于一念的善業(yè)感應，以及臨終之際的心境安慰，所以他的業(yè)識也將感生善處。這是物以類聚的原理，不能說是迷信。若于亡者死后，兒女家屬以懇切虔敬之心，齋僧布施，作大善業(yè)，以其殷勤的孝心，也可感應亡者的超生，但此已經(jīng)不如在亡者未死之前所作的受用大了。唯其孝心至誠，如地藏救母那樣的發(fā)大悲愿，愿為救母而生生世世救度苦海的眾生，憑這偉大的愿力，尚可感通亡者，減少乃至滅除亡者的罪業(yè)，這不是無理的迷信，而是由于大孝心及大愿心的感通，使得超度者的心力愿力，化入感通了被超度者的業(yè)力，乃至彼此連通一氣，所以能夠超度。所以，在正信的佛教，死人的家屬，若要薦拔亡者，乃是供養(yǎng)三寶及布施貧窮，并不一定要求僧尼誦經(jīng)，僧尼接受布施供養(yǎng)，僅為齋供者祝愿而已；因僧尼誦經(jīng)是日常的恒課，誦經(jīng)是一種修持，也是為求明白修持的方法，目的不是超度亡者，施主供僧的功德，是由于成就了僧尼的修持生活而來，不是由于計工折價的誦經(jīng)而來。佛教中雖有指示以誦經(jīng)來超度亡者，那是希望各人親自誦經(jīng)，萬一自己不會誦經(jīng)，或以為自己誦的太少，才請出家人代誦。其實，僧尼是為佛法的住世及化世而設，不是專為超度亡靈而設。誦經(jīng)的功德，是由于信仰佛法并修持佛法而來，所以并不限于僧尼才可誦經(jīng)，更不是一定要在人死之后，才來誦經(jīng)。

　　再說，超度的期限，最好是在死了七七四十九日之前；因為佛教相信，就凡夫而言，除了福業(yè)特別大的人，死后立即上生六欲天，定業(yè)深的人，死后立即上生禪定天，罪業(yè)特別重的人，死后立即墮地獄，至于一般的人，死了之后尚有四十九日的緩沖期間，等待業(yè)緣的成熟，再決定輪回的去向。在這期間，如有男女家屬以供養(yǎng)三寶及齋僧布施的功德為之回向超度，亡者便會由于善業(yè)功德的感應而得到超生的幫助，促成生于善道如人間天上之因緣的成熟。過了四十九日之后，已經(jīng)隨著亡者自己的業(yè)力而去投生，那時再作超度的功德，只能增加他的福力，或減少他的苦難，但已不能改變他已經(jīng)投生的處所了。

　　不過也有例外，如果是枉死，或者死得凄慘，由于怨結不解，他們縱然已經(jīng)化生鬼道，還會在人間作祟，這就是通常傳聞的“鬧鬼”。這樣的情形，需要誦經(jīng)超度（向其說法使其知所去處），佛力引薦往生善道。佛教通常稱鬼道眾生為“餓生”或“餓鬼”，所以往往用密法的咒力加持，變食施食的口及蒙山，對于平安鬼類的作祟，有特別顯著的效驗，這種功能的佛事，對于其他的宗教──神教而言，他們簡直沒有辦法。

　　當然，以上是就佛教本身的立場而說，事實上，向來請僧尼做佛事的中國人，未必就是佛教徒，甚至是不折不扣的儒者，如近人唐君毅先生，他是著名的新儒學者，但他母親去世之后，仍到香港的寺院中做佛事，并把靈位供在佛寺中，他因自嘆他的哲學，在這面用不上力，所以仍抱著“祀如在”的儒家觀念，尋求“慎終追遠”的安慰。像這樣的例子，可謂極多，如要他們完全照著佛教的觀念來做，恐怕不易，所以這是中國佛教必須求一解決途徑的一大課題。

　　注三：佛祖統(tǒng)紀卷十五有朋法師傳：“湖人薛氏婦早喪不得脫，其家齋千僧誦金剛般若，請（朋）師演說經(jīng)旨。婦憑語曰：“謝翁婆一卷經(jīng)今得解脫。”翁問：“千僧同誦，何言一卷？”答曰：“朋法師所誦者，蓋師誦時不接世語，兼解義為勝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