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關中國藝術審美中的哲學問題（節選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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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/盧秀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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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基本的哲學觀。從前的中國知識分子，兩種哲學思潮始終占主流。一是儒家學說，自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，“獨尊儒術”后，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，并延續至今。董仲舒把儒家的倫理思想概括為“三綱五常”，“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”，用“五常”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用以調整、規范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等人倫關系的行為準則，并把這些思想貫穿于中國封建時代的教育體系中。“三綱五常”及其“大一統”、“天人感應”理論，為后世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的理論基礎。然而，儒家的學說中缺乏民主思想，有的是集權、服從，沒有民主權。從官方正統的統治手段看，連最萌芽的低級民主都不存在，這就使中國的政治總是置于一個高度的集權化。

　　中國的文官選舉制度“科舉制度”，更是把儒家思想作為主要的考試內容，從隋朝大業元年（六O五年）開始實行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O五年）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，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。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階級的思想領域，在中國，這一思想從不受學術界的置疑，這種在政治上培養愚民的做法，一直是官方追捧的政治手段。科舉制度出現前的中國，用的是“察舉制”，中國的人情社會其毒源于此，“察舉制”使中國社會越來越人情化，越來越不公平化。現代中國的特色之一，就是講人情。不講人情的人，就是不講人性的人，不講人性的，在中西方的人際交往中，都是不能與之相交往還的。科舉制度相對于察舉制，是一種進步，但是，在扼殺最初的民主上，無疑是罪魁禍首。至清末，面對西方列強的優越的政治制度，科舉制終于壽終正寢。

　　有一點，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，制度的好壞，不能是否儒家思想，儒家思想的大方向，是中國社會架構的主心骨，對和諧社會的發展，對中國“永不稱霸”的思想奠定了強大的理論基礎。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，就會對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，產生負面的歧義。

　　中國是個知識分子思想高度活躍的國家，自古以來，皆為如此。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學術上的極大的自由、極大的繁榮時期。形成了春秋（公元前七七O～公元前四七六年)、戰國(公元前四七五～公元前二二一年)時期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涌現及各流派爭芳斗艷的局面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將戰國主要思想學派分為十家——儒、墨、道、法、陰陽、名、縱橫、雜、兵、小說，其中，道家思想引起了在野的知識分子的極大的共鳴。

　　道家思想創始人李耳把“道”抽象化，概括為普遍的無所不包的最高哲學概念。在他看來，道是凌駕于天之上的天地萬物的本原。他還提出“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思想，摒除“天命”的絕對權威。這就對以“三綱五常”為正統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嚴肅的挑戰。道家的哲學里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，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；矛盾兩方可以互相轉化，轉化的途徑是“守靜”。政治上提倡“無為而治”。無為是指不妄為、不胡作非為、為所欲為。至莊子，道家思想更講究一切道法自然，不可強求，與儒家思想相反。這樣的思想與“受命于天”的官方論調發生了沖突。但有意思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兩種相悖的哲學思維上，能把二者有機的結合，居廟堂，則講儒術；退江湖，則論莊子。這兩種思維也把中國的文化推向了一個互為補充的關系。其中，最有意思的著作就是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。

　　《文心雕龍》成書于公元五O一年～五O二年（南朝齊和帝中興元、二年）間。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、“體大而慮周”（章學誠《文史通義·詩話篇》）的文學理論專著。全書共十卷，五十篇（原分上、下部，各二十五篇），以孔子哲學思想為基礎，兼采道家，全面總結了齊梁時代以前的美學成果，細致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及其創造、鑒賞的美學規律。

　　從《文心雕龍》可見，雖講文學，則用于文藝，遠在六朝，劉勰在審美上就出現了兩種思想的較量，出現了糾結。其立論源于儒家，他說：“征之周孔，文有師焉”，“征圣立言，則文其庶矣”。但是，在審美上他則傾向于道家思想：“《易》之《文系》，圣人之妙思也。序《干》四德，則八句相銜；龍虎類感，則字字相儷；乾坤易簡，則宛轉相承；日月往來，則隔行懸合；雖句字或殊，而偶意一也”。

　　基本上，劉勰的審美思路決定了中國文人的大方向。比如，才高中國文明史的蘇軾，在思想上，以保守的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出現，在藝術上則強調“有為而作”，崇尚自然，擺脫束縛的道家思想，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他認為作文應達到“如行云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常行于所當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，姿態橫生”（《答謝師民書》）的藝術境界。

　　這種思想延續到了上個世紀的初期，必然在西方文明沖擊下，發生了大碰撞，結果，新時期就若干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，濫觴成了新文化運動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前夕，陳獨秀在其主編的《新青年》刊載文章，提倡民主與科學（德先生與賽先生），批判傳統、純正的中國文化，并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；面，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，則反對馬克思主義，支持、主張白話文運動，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。而藝術界，陳獨秀與呂澂在《新青年》以通信的方式，陳、呂均用《美術革命》為題目（發表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一號），拉開了一場對中國畫的徹底之否決的空前的大討論，是此大討論，是上個世紀中國美術史、文化史有關中國畫前途的第一次大討論，其影響之大，一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葉